·
信息與文化
·
關于網絡輿情生態的系統性思考
呂志青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北京 100017)
摘
：
網絡輿情治理是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營造清朗網絡空間的重要內容。對網絡輿情生態的系統性進行研究，分析系統各要素之間的關系，是加強網絡輿情治理的前提條件。開放性、非平衡態、非線性是網絡輿情生態系統的三個主要特征和三大邏輯。系統思維和系統邏輯要求我們在考慮問題時，要看到各個環節之間的關聯并采取相應的措施，即對于一個元素的討論需要還原到其所處的生態環境的整個鏈條當中來把握。認識事物的系統復雜性并在治理規則的建構中考慮系統性的要求是當前網絡輿情治理的重點問題。 關鍵詞
：
網絡輿情；系統性；生態；治理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加強互聯網內容建設，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和公信力，為新時代加強網絡輿情治理指明方向、提出要求、明確任務。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網絡輿情治理是互聯網治理的重要內容，而互聯網治理是信息化浪潮中社會治理和國家治理的難題，網絡輿情治理成為治國理政的重要內容。
互聯網的興起、擴展極大地改變了社會治理結構，也提供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前進的動力。網絡在給政府治理帶來許多便捷的同時，也給政府管理造成了許多壓力。 網絡輿情治理已經成為政府、學術界和網絡媒體界共同關注的焦點、難點問題，如何實現網絡輿情的善治成為社會共同關心的話題。網絡輿情的產生與時代的發展緊密相關，理解網絡輿情產生與發展機制及其特性，是政府治理規則科學、合理、有效的重要前提和基礎。互聯網作為一種“高維媒介”，其所形成的輿論場的明顯特征就是作為網絡輿情生態系統產物的“復雜性”。就其本身來講，復雜性是指要素與要素之間、要素與整個系統之間相互影響，從而形成一個彼此關聯的有機整體的現象。“自然界沒有簡單的事物，只有被簡化的事物”
[1]137
。復雜性思維要求不能簡單地將事物作為單個個體認識，或作為局部功能疊加。系統科學實現了研究對象由簡單性向復雜性的轉變，現代研究對象一般都是復雜系統，這些系統具有隨機性、開放性、非平衡、不穩定、非線性及多種發展可能等特點。
中國已經成為互聯網應用的大國，并構成了全球龐大而復雜的輿論場。中國的互聯網應用不僅涉及技術與傳媒，而且涉及社會和文化；中國的互聯網網絡輿情是社會輿論與思想文化的集散地，是各種利益訴求的匯集所。因此，中國的網絡輿情表現出自身特有的屬性，即龐大性、復雜性、喧囂性。現代系統理論表明，在一個生態系統中，任何看似簡單的單個要素，當其通過分解、分層被鎖定放大后，則從原來的微小要素演變為一場巨大風暴，諸如單個的一塊手表和一個微笑在復雜性機制的作用之下足以演變成為一場政治風暴。Web2.0時代的典型特征是四通八達的網絡信息通道，弱化了“寡頭型”信息源，消解傳統的信息傳播結構，實現了“去中心化”
[2]
。 網絡的去中心化特征使得其傳播機制可以將復雜信息源的內容從無數信息碎片中篩選出來。當網民對特定問題達成共識時，就會迅速形成“被喚醒的公共輿論”
[3]40
。這些輿論在各方力量推動下加倍傳播并可能升級為公共事件，從而產生較大社會影響力。網絡輿情管理是政府需要具備的一種新型管理能力。由于網絡輿情本身具有隱蔽性、互動性、破壞性、爆發性等特點，使簡單問題復雜化、局部問題全局化、個別問題普遍化、一般問題熱點化、現實情況與網絡輿情疊加發展趨勢。加之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發展加速轉型期和經濟結構調整陣痛期，各種社會矛盾處于一觸即發狀態，網絡輿情危機易引發社會危機，網絡輿情治理成為各級政府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一、
網絡輿情系統的基本邏輯
在研究熱力學系統運動規律時，既要注意系統內部各要素的相互影響，也要注意系統與外部環境的相互作用。在系統與外部環境的交互作用中，系統可以分為孤立系統、封閉系統、開放系統。如果系統不受外部環境的影響可以稱為孤立系統，但從嚴格意義上講，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完全孤立的系統，只是系統受到外界環境影響很小。如果系統被封閉起來并且完全與外界隔離，不進行能量與物質的交換時，那么該系統就被稱為封閉的系統。系統理論同時認為，孤立系統與封閉系統是一種抽象的理論，現實的系統都是開放的，系統是不斷與外部世界進行物質和能量的交換的。耗散結構理論認為，一個孤立的系統不管其初始狀態如何，它的有序結構會被破壞，并發展到均衡、單一的平衡狀態，最終表現出“死寂”的狀態，這種“死寂”的狀態不會因為系統出現暫時的漲落而發生改變。只有與外部世界不斷地進行信息、物質、能量交換的開放系統，才能朝著有序的方向發展，當控制系統的參量達到臨界點時，系統就會發生突變。
現代系統理論認為萬事萬物都是一個系統，而開放性是系統的基本特征。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具有開放性，都要與外部的環境發生一定的聯系。通常系統之外的各種條件的總和我們稱之為系統的外部環境。作為一個開放系統的組織，不斷地與外部環境進行著物質、信息、能量的交換，從而保持組織功能的平衡性與穩定性。這些輸入的能量、信息、物質通過消化、轉換之后，再輸出到外部環境，達到一個輸入輸出的良性循環。正如普利高津所認為的，“社會和生物的結構的一個共同特征是它們產生于開放系統，而且這個組織只有與周圍環境介質進行物質和能量交換才能維持生命力”
[4]155
。系統的開放性原則是系統與外界環境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不斷發展演化的特征。其一，開放是系統維持自身及自身不斷發展的必要條件。系統在與外部世界進行物質、能量與信息等要素的交換過程中，引進“負熵”來維持和更新自身結構，實現系統從無序向有序的演化。其二，系統在封閉狀態不能與外界正常地進行物質、能量與信息的交換，從而導致結構的解體或混亂。其 三，系統在與外界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時，引進的是“正熵”，同樣導致結構的解體或混亂。普利高津認為，開放是系統發展的必要條件。系統的穩定性是與組織的開放性成正比的，系統通過開放與外部環境不斷進行物質、信息、能量的交換，從而使組織保持非平衡態，獲得系統自身發展動力，又向外輸出能量使得別的系統獲得發展能量。
網絡系統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尤其在新媒體的話語環境下，傳統媒體通常是在一個相對單一、穩定的環境中形成輿論，這種狀態不會因為系統出現漲落而發生變化，而網絡媒體時代是在一個開放、脫嵌、變化的環境中構建輿論，能量與要素的交換成倍地增加，導致輿論表達的增多，從而加劇輿論風險
[5]
。 2009年，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對77件影響較大的社會熱點事件進行分析，發現由網絡爆料引起公眾關注的達到23件，占到全部事件的1/3。而如今，互聯網對社會輿論的議程設置影響更大。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達到7.72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5.8%；中國手機網民規模達到7.53億，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由2016年底的95.1%提升至97.5%，手機上網的比例持續提升
[6]
。這表明網絡已經成為人們表達意見和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伴隨著移動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以及網民數量的增多，在網絡上對公共話題進行交流的人數不斷增加并形成一定規模，成長為互聯網上的社會集合體，也就是虛擬社區
[7]5
。而這些在網上表達民意、關注時事的網民，被稱為“新意見階層”，這一群體比普通網民擁有更多的信息資源與文化資本，具有更強大的輿論能量，他們對社會發生的不公正、非正面現象能夠在短時間內凝聚共識、醞釀情感、組織行動、影響社會。而這種基于個人文化資本而形成的權力，在網絡系統中展現為媒介權力。新媒體中的“意見領袖”在制造議題、傳播信息、界定事實、組織動員、影響輿論方向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媒介素養、媒介信用成為判斷媒介生態的重要指標。 2016年美國的一項民意調查表明，只有6%的民眾相信主流媒體，在媒體私有制的西方國家，主流媒體逐漸被社交媒體所代替。在中國現行“黨管媒體”的媒介體制下，主流媒體不會消失，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媒體的影響與挑戰。在開放的網絡系統的信息傳播格局中，媒體形態、信息發布與接收、信息生產者與管理者、新聞形態都在發生根本性變化，媒體的權力實現了從平臺轉移到用戶，普通用戶影響著媒體內容生產的類別。據不完全統計，在客戶端中，中國政務類APP大概有400個，通過百度助手、豌豆莢、360手機助手、91助手、QQ應用寶、IOS APP Store下載總量超過5000萬次
[8]
，但相對于整個客戶端應用市場下載量而言，整體占有量還是有限的。研究發現，相對于《人民日報》、“新華社發布”的新聞客戶端用戶量，騰訊新聞、新浪新聞、搜狐新聞、網易新聞、今日頭條、鳳凰新聞的客戶端用戶量占比達到91.5%。因此，“善于運用網絡了解民意、開展工作，是新形勢下領導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各級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一定要不斷提高這項本領”
[9]336
。
二、
網絡輿情系統的發展邏輯
只有非平衡態的網絡系統才能不斷發展。所有系統的平衡態同時具備兩個特征：狀態參量達到定態，不再隨時間發生變化；定態系統內沒有物理量的宏觀流動。在一個絕熱的匣子內，攪動一下內部空氣，匣子內的空氣開始做宏觀運動，匣子各點參量發生變化，這時系統達到了非平衡狀態，而隨著時間的改變，這種運動將越來越慢，直至停止，最終系統達到了平衡態。但是這種情況一般發生在孤立、封閉系統中，在開放系統中則是另外一回事。因為平衡態的孤立系統與外部世界沒有聯系，系統是靜止、均勻、單一的，在物理學上稱為穩定態或定態。而孤立系統的定態也必然是混沌無序的平衡態。一個開放的系統，其在不斷地與外部世界進行能量、信息、物質的交換，系統是朝著穩定有序的結構發展，開放系統的穩定有序狀態，是處于一種良性循環的狀態。在非平衡態的系統內部，通過各個要素的相互作用釋放了巨大活力，從而使系統達到了新的有序狀態。
目前的網絡輿情系統表現為“兩個輿論場”的融合發展趨勢，實現網絡輿情生態系統的非平衡態發展。 “兩個輿論場”表現為，以《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等為代表的官方主流媒體，以普通網民形成的民間輿論場，兩者之間通過微博、微信、移動客戶端實現從過去的無法融合、難以溝通向現在的官方輿論場與民間輿論場深度交融、彼此滲透。網絡時代打破了傳統媒體時代科層制組織結構，開辟了全新的表達空間和言論方式，重塑了網絡的輿論中心、行動中心、話語中心。以社交媒體為代表的自媒體與傳統媒體不斷進行深度融合，與外部世界不斷進行物質、信息、能量交換，使網絡輿情系統朝著穩定有序的方向發展，表現為“網絡空間造就了現實空間絕對不允許的一種社會：自由而不混亂，有管理而無政府，有共識而無特權”
[10]165
。
與此同時，網絡輿情的非平衡態發展使得網絡輿論的管理更為復雜。網絡系統是通過信息技術相互聯結實現網上信息交流與資源共享，網絡作為媒介系統，它是物質與意識形態相互過渡的中間狀態，而網絡聯系表現為網狀的、非線性的聯系，它是以超文本技術建構網狀形態，從而形成一個凝聚著7億多網民的復雜訴求及觀點分化的現實虛擬化社會。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所指出的，“互聯網是一個社會信息大平臺，億萬網民在上面獲得信息、交流信息，這會對他們的求知途徑、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產生重要影響，特別是會對他們對國家、對社會、對工作、對人生的看法產生重要影響”
[9]335
。
隨著網民的迅速增加及參與網絡輿論的熱度不斷上升，以及微博、微信、新聞客戶端、直播軟件等的發展，網絡輿論場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網絡空間管理和網絡監管難度增加。網絡輿論并不是基于理性，甚至不是從基本事實出發。李普曼指出，“以理性的方式對付非理性思維的世界，原本就是困難的”，影響人們網絡行為的重要因素表現在網絡主體的社會心態，諸如習慣性批判體制與社會、對官員與富人的刻板印象、對政府行為的質疑及冷漠等復雜心態等
[11]
。 這些心態在不同社會主體與社會階層之間又具有相互感染性，出現古斯塔夫·勒龐所描述的“群體性催眠的現象”
[12]156
，導致群體中的人喪失了對自己行為判斷的能力，他沒有能力控制自己將要做什么，甚至他的情感也淪為外界力量操縱的機械本能。“偶然的事實、創造性的想象、情不自禁地信以為真，此三種要素共同作用產生的一種虛假現實里，會作出激烈的本能反應”
[13]63
。因此，從理想的角度出發，公眾的表達最好是基于理性的立場和有價值的言論，并在對話的過程中達成基本共識。觀點共識度越高，主流輿論的形成越有可能，開放理性的對話與溝通機制越有利于建立。這就需要網絡平臺有更多的責任和公眾更積極地參與。如商業網站應該肩負起輿論信息的把關和正面價值的引領責任，對話題的討論做出必要的過濾、篩選及處理；網絡“意見領袖”、知識分子和網絡“大V”等影響度較高的表達群體，更應進行理性的公共對話與公共表達，網民倡導實名制表達，限制注冊ID數量，保持線上線下“言行一致”。 三、
網絡輿情系統的運行邏輯
熵增加原理認為，一個系統隨著自身熵的增多，而自發地由有序發展到無序，由非平衡發展到平衡。普利高津在不違反熱力學第二定律的條件下，從系統與外部環境的相互作用出發，找到了系統在遠離平衡態時是如何走向新的穩定有序狀態的。普利高津認為，一個遠離平衡態的開放系統，通過從外部世界獲得負熵流而抵消系統自身所產生的熵，使系統的總熵變為零甚至負值。系統的開放性也會引入正熵流，所謂“正熵”，通俗地講就是沒有價值的甚至是有害的東西。因此，如果系統在與外界進行物質、能量、信息交換中引進的是“正熵”，則要導致系統的解體或混亂。在網絡系統運行中的網絡空間的信息流、要素流的交換，容易受到資本的導向，從而使得網上的內容特別是網站對新聞、評論內容的推薦、篩選，更傾向于維護資本的利益，尤其表現在網絡輿論上的操控。比如，“互聯網、手機等新興媒體中傳播的一些腐朽落后文化和有害信息，對未成年人的成長產生了不良作用”
[14]65
。因此，“做好網上輿論工作是一項長期任務，要創新改進網上宣傳，運用網絡傳播規律，弘揚主旋律，激發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把握好網上輿論引導的時、度、效，使網絡空間清朗起來”
[15]
。 新時代下中國的網絡輿論生態系統應對的挑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壓力，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在對外推行“一帶一路”發展，講述中國故事的過程中，面臨著西方發達國家推行的主流輿論與網絡輿論滲透；另一方面，互聯網本身發展所帶來的壓力，網絡輿論監督給政府治理能力帶來的挑戰。新時代網絡輿論生態要實現輿論引導的科學化、長效化，更需要引入“負熵”。 “負熵”，也就是對系統有益的高品位的物質、能量、信息。微博與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聯合發布的《2017年上半年人民日報·政務指數微博影響力報告》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6月30日，經過新浪平臺認證的政務微博達17萬多個。據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統計，截至2016年10月，與習近平的講話與活動相關的微博討論達到3 118萬條，APP采集15萬多條，微信公眾號文章186萬篇，新聞414萬篇
[16]87
。主流媒體的正能量傳播有利于網絡輿論場的風清氣正，對沖網絡系統中的負面思維。運用系統論的觀點界定輿論引導，從宏觀上把輿論引導作為動態平衡的開放系統的運行特征，也就是說實現不同的輿論在相互交融碰撞中有序轉化，用過程和制度的引導替代內容和效果的引導，從而促進輿論系統的整體性發揮
[17]
。
系統各個要素之間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存在著正負饋的倍增效應。系統內部的各個子系統之間相互促進、相互協調促使系統從無序發展到有序，從低級走向高級。戈夫曼認為，個體對話基于互動，而互動是建立于特定的話題范圍之內，也就是話頭
[18]
。 在一個社會事件中，如果微博被轉發超過10 000次或評論超過3 000條，大眾媒體則會將這一話頭移動到社會話語場域。在輿論場中，上下層輿論會產生較多的互動與對流。新媒體時代建構了一種超越傳統媒體信息流向公眾的單向傳播與接收關系，使公眾參與到決定公共政策的工作中，使輿論成為一種混合的表達物，更增加了正負饋的倍增效應。當系統的各個子系統之間相互協調時就能夠達到新的功能，這是單個子系統簡單相加所不能達到的功效。網絡輿情傳播呈現出媒介交叉傳播和整合互動的特征。表現為微信朋友圈及微信群充當了觀點博弈和情緒趨同的功能，微博拓展了輿論公共空間，充當推動信息傳播的二傳手，傳統媒體推動事件深度調查，使得議題嵌套重疊，形成了錯綜復雜的輿論生態系統。
四、
結語
中國的互聯網發展一直擔負著反映“民聲”的職責，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通過網絡發聲成為人們輿論表達最廣泛、最全面、最直接、最有效的表達手段。特別是智能手機、移動終端、社交媒體的充分發展，激發了民眾的表達欲求，搭建了自由言論、參政議政的社會網絡平臺。 2016年4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要學會通過網絡走群眾路線，經常上網看看，了解群眾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議，積極回應網民關切、解疑釋惑”
[8]
。網絡工程建設是民生工程建設的載體，政務部門要把網絡空間作為拓展群眾工作的重要領域，要適應國內外形勢發展，從黨的工作全局出發把握定位，堅持正確政治方向，以人民為中心開展新聞輿論工作，尊重新聞傳播規律，創新方法手段，加強黨的新聞輿論在全社會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和公信力。走網絡群眾路線既是應對網絡輿情問題的重要解決方法，也是促進網絡生態良性循環的有效措施。走網絡群眾路線實現了目的與手段的統一，辯證法與方法論的統一。 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歷了40年，實現由二元社會結構向多元社會結構的轉化，社會結構的轉型促成了社會分化加劇，在這一過程中海量社會主體聚集于網絡空間，形成新的活動區域，并伴有民粹主義、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多元化的社會價值觀。在進行網絡輿情治理時，應擺脫簡單性思維邏輯，從復雜性思維中尋求系統性大邏輯，為解決網絡輿情難題找到正確的路徑。首先，樹立民本思想。政府部門在應對網絡輿情管理時，不應忽視社會主體的訴求與作用，應該積極主動地傾聽民意、洞察民情，避免陷入“塔西坨陷阱(Tacitus Trap)”。其次，擁有開放性理念。政府部門應該注重部門之間政務信息共享，政府與社會主體之間的溝通與交流，防止“各自為政”“多頭管理”的問題，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同時注重保護公民個人隱私。再次，開展協同合作理念。實施國家各個領域之間、各個區域之間、各個社會主體之間的相互合作與分工、相互協調與整合。
